「三黃一劉」查稅諸多房產稅制不公待改革

31 3 月「三黃一劉」查稅諸多房產稅制不公待改革

Posted at 15:06h in 房市新聞, 稅務申報節稅撇步 by 蔣小姐

２月農曆春節過後，國內房地產市場猶如從熱帶氣旋掉進冷氣團，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（俗稱奢侈稅）吹響政府決心打炒房的號角後，國稅局重兵查稅的震撼行動接手上場。

重稅、嚴查，如同雙劍合璧，令房地產市場風聲鶴唳，昨天更傳出英業達董事長葉國一也被鎖定。政府多管齊下穩定房市，用心值得肯定，但在這場「道高一尺、魔高一丈」的激戰中，要讓房市交易不再脫序，還須注意幾個警訊。

嚴格來說，奢侈稅針對炒房行為課徵10%~15%的重稅，因僅鎖定兩年內買進賣出的短期交易，衝擊有其期限；持有超過兩年的房產交易，即脫離重稅管控。

因此，相較於奢侈稅，稅捐機關對每一宗的房產交易，查稅期限短則五年、長達七年，只要運用得當，嚴查逃漏對市場自律的促進效果高於奢侈稅。不過，查稅的行政成本不低，也存有選案公允與否的道德風險，運用自須謹慎；

此外，這次國稅局鎖定四個房產投資大戶「三黃一劉」查稅，讓民眾得以一窺房產炒作的規模與綿密架構，卻也顯露稅捐機關人力、資訊與示警系統、法制規章的缺漏，有必要儘速補缺拾遺。

「三黃一劉」中，市場別稱「勇哥」的黃勇義經查核發現，自民國95年起四年內以36個親友名義，買賣940筆房地產，平均每人每年至少賣掉6.5戶房子。

國稅局懷疑36人都是「人頭戶」，儘管均如期報繳各自買賣房產的交易所得稅，國稅局仍在抽絲剝繭查證940筆交易與黃勇義的關連性。如經確認是人頭買賣，黃勇義即須負起這些房產獲利的繳稅責任，市場人士估計連補帶罰，可能至少要10億元。

國稅局追查異常房產交易行之有年，95年時財政部即已要求稅捐機關，應將每年出售房產逾六戶的個人視為營利事業列管，97年起嚴格執行。黃勇義一案，36名涉嫌人頭的平均出售房產數已達列管標準，國稅局卻直到最近才驚覺36人不僅彼此相關，甚至可能觸及逃漏。

連如此龐大的交易，稅捐機關都無法及時察覺，遑論依規列管、追查，顯示稅捐機關對房市異常交易的掌握機制還不夠靈敏。

預訂最快7月上路的奢侈稅，其執行成敗同樣繫於稅捐機關的查稅能力。

因此，財政部有必要建置更精進的房產交易標靶預警系統，善用手中全國最完整的所得、財產與家戶資料庫，檢討稅捐機關掌握度不足的原因，並予以補強。否則，落後補查的現象一再出現，難以估計還有多少個黃勇義經由查稅火網的時間破綻，得以隱身暗處，甚至安然脫身。

查稅講求效率，旨在追求高查核績效，進而達到遏阻炒房漏稅風氣的目的。不過，現今房產獲利的計稅方式，卻也拖累查稅的績效與士氣。

由於成屋的土地交易利得免稅，這使得稅捐機關查獲的炒房利得，須按「房地現值比」隔離免稅土地所得，僅就房屋獲利課稅，造成可以課稅的所得大降。

高雄國稅局1月查獲上億豪宅買賣，半年轉手大賺3,630萬元，即因房地比為3比97，只能補稅35萬元，還不到炒房暴利的1%。這樣的案例俯拾皆是，「三黃一劉」大費周章查稅的最後結果，也可能出現低於民眾預期的狀況，關鍵即在房地比的設計有待調整。

嚴重脫離民眾所得及經濟水準的房產泡沫，不只是經濟危機之源，也是社會動盪之源，本應受到監控，更須及早調理對治。

但營建署剛出爐的住宅需求動向調查顯示，去年第四季台灣的房價所得比上升至8.9倍，台北市更達14.3倍，同創歷史新高，房產泡沫正在漲大，凸顯政府出手調控房市的必要性，下一步則須掃除各種限制執行成效的障礙，方能收割穩定房價的果實。【2011.03.31／經濟日報／社論】

課奢侈稅智庫：無法解決稅制不公

智庫：課奢侈稅無法解決稅制不公

行政院提出「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」草案，即「奢侈稅」條例草案，台北大學財政學系教授蘇建榮表示，除房地產外，課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之項目少、門檻高，以致稅基有限，不具奢侈稅的實質意義。台灣智庫執行長鄭麗君指出，奢侈稅無法解決稅制不公問題，更不能促進所得重分配效果。

台灣智庫24日舉行「超越奢侈稅─稅改不容迴避」記者會，台北大學財政學系教授蘇建榮表示，奢侈稅只能暫時抑制不動產市場投機行為，政府要打擊投機、追求稅負公平，應將資本利得納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，並對長期持有者減半課徵，配合遺產贈與稅及土地增值稅的調整，以提高現行稅制之稅負分配公平性。

公平稅改聯盟召集人王榮璋指出，馬政府3年來推動不少減稅措施，包括期貨交易稅、遺產及贈與稅、貨物稅、營業稅等，外界一向認為減稅能帶動經濟成長，但從數據發現，減稅並不能帶動失業減少及經濟成長，尤其當政府一味減免租稅後，反而導致900萬勞工負擔7成的稅，這樣的租稅制度公平嗎？

智庫諮詢委員呂曜志表示，目前稅制根本解決之道，首要在全面擴大財產稅課稅稅基，且強化綜所稅制的累進功能，減少受薪階級的負擔，為國家因少子化及全球化所需投入社會福利與產業發展政策，預備中長期財源。

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副教授呂建德指出，他認為對低所得者社會救助有其必要，目前對近貧階級計算太過嚴苛，應提供其適當工作誘因。而對中產階級要重視其就業安全感，建構完整社會保險制度，並透過薪資所得稅額扣抵方式減輕稅負負擔。

鄭麗君表示，目前稅制國家的稅收有7成來自受薪階級，有錢人的稅很難被課到，政府推動社會福利政策時，財源卻多數由受薪階級負擔。她主張應對有錢人的資本利得課稅，並將增加稅收作為人力資本投資與社會福利政策，才能縮短貧富差距。
大紀元【記者鍾元／台北報導】